网站首页 > 汽车 >

平津失陷后,蒋介石为何扣押张自忠?

酱游瓶儿
2020-10-12 20:45:13

1937年7月7日,驻守宛平城外的日军以一名士兵走失为由,炮轰宛平城,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身在庐山的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意识到日军此举绝非简单的局部冲突,其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于是急令平津守军做同仇敌忾之准备,死守平津。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蒋的命令并未被真正执行。7月29日,北平陷落,第二天,天津陷落,中华民族进入了最黑暗的时刻。抗战名将张自忠在当时做了什么而被蒋介石直接扣押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为何要选择在平津开第一枪?这来自于日军方面的“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自九一八强占东北以来,日军已经为全面战争阴毒地筹备了七年,先头部队对于整个中国的战略分析报告业已完善,军事会议上最常讨论的就是全面占领中国的作战路线。而中国军队方面,军阀各自为战的局面刚刚安静下来,国共两党的冲突明面上也暂时缓解,整个国家进入一种放松的疲态,这时候发力无疑最为致命。

地利自然是平津地区的战略地位,多年经营东北,日军侵华的急先锋关东军若想入关,第一个大的战略要点就是山海关后面的京津地区,京津一占,华北尽在掌中。虽然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在南京,并不在北平,但中国摆脱帝制不久,北平城700年的明清帝都气象仍在,政界军届学界精英云集,不少人打心眼里还在延续着京城为都的心理惯性,甚至让京津地区隐隐有脱出南京管控之嫌。日军认为打下北平相当于摧毁了中国人的心理根基,甚至可能达到不战而胜的最好结果。这一点可以从侵华战争前期日军的作战路线可以窥知,先下平津,而后乘船南下直扑上海,占领上海和南京,至此,中国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全部陷落。

人和也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日军军国主义思想在此时发展到顶峰,从东北掠夺的资源转化成各种武器弹药源源不断武装着准备侵华的大军,其部队战斗力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得到极大提升。而反观作为对日作战主力的国军方面,军阀混战的局面刚刚稳定,表面上各地的军力都归于南京政府统辖,实际上之前军阀割据的体系余毒仍在,分布在各地的将领军阀思想仍然严重。而这其中,驻扎北平地区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其麾下驻扎天津的二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表现尤为明显。

蒋介石的眼光还是老辣的,一眼就能看出这绝不是日军一时兴起挑起的小规模冲突,而是全面战争的前兆。但宋张二人就没有蒋介石那种高度了,因为从九一八开始到七七事变爆发这七年中,日军一直在南北各地制造着林林总总大小不一的冲突,不是在中国海域将渔船当成靶子训练炮击,就是冲入县城偷鸡摸狗,大肆掠夺物资,南京政府只能以强硬的措辞在国内国外媒体上进行谴责。结果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日军会迫于舆论压力暂时消停一段时间,但没过多久肯定又会在某个地方闹腾起来。这样的报道自然会引起每一个中国人的愤慨,但这种事多了,南京政府有没有什么有效的举措,像宋哲元张自忠所代表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已经陷入了一种麻木之中。作为领导的宋哲元如此认为,作为手下的张自忠不管是出于附和还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也这样认为。

因为他们不是嫡系,蒋介石三番五次急令做好全面抗战之准备,死守平津。宋张二人却对这一命令置若罔闻,他们想的是,不出钱粮不给装备,还要让我们死守,蒋介石这账算得也太露骨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二人并不知道日军这次行动是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兆这一基础上。他们惯性地将这场事变归类于日军挑起的又一次小规模冲突,而处理好这场冲突带来的后果,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因为一旦处理得当,其名声自然也会水涨船高,到时候京津地区可真就变成了没了他们就玩不转的地步。

宋哲元扎进山东乐陵老家闭门不出,虽然对于蒋介石越来越急的电令和越来越严厉的措辞有些狐疑,但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愚昧看法。张自忠则继续在自己的黑历史上描墨,竟然将解决平津地区事态的办法寄希望于与日军和谈。7月12日宋哲元秘密赴津,试探性地与日军驻天津的最高将领进行谈判。而日军将计就计,采取了虚与委蛇的应对办法,表面上流露出和谈意向,承诺和平解决平津问题,实则等待日军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完成包围平津的战略部署。宋张二人沉浸在“和谈”的美梦中,竟然把海内外的爱国人士募捐而来用以抗日的钱款资金拒之门外,并以怕被日军引为口实和妨碍“和谈”大计为由,谢绝后续捐赠。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向全国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演讲,同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基本条件,同时沉痛地提醒全国军民:“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续绝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绝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存免之理。”这一演讲,让全国人民认识到了日军此次挑衅所引发的严重性,极大振奋了民众共赴国难,全力抗战的信念。

宋哲元听完演讲后,又收到蒋介石的警诫电报,这才有所醒悟,但这些并没有促使他做出积极的行动和应对,而是离开天津,回到北平,将和谈事宜一股脑甩给了张自忠。张自忠更是乐得上了天,屈居宋之下久矣,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天大的机会。而日本人更是以此为诱饵,承诺“和谈”一旦完成,便让他取宋代之。可恨的是,到了这种地步,他还在玩弄着低级的官僚权术。就这样,这份和谈条约《香月细目》终于签订,条款有七条,包括中方向日军道歉,国军撤出北平,惩罢抗日人员,撤离排日组织,取缔反日宣传等等,每一条都能让张自忠坐实“汉奸”之名。而当时的报纸也均以“张逆自忠”“自以为忠”来评价他。

这些也直接导致了二十九军没有完成有效的战略防御部署,贻误了大好的准备时机。日军真正发动攻势之后,二十九军节节溃退,廊坊和南苑相继失守,部队溃不成军,不得不往南撤退。而那些真正具有精忠报国气概,在溃退大潮中依然选择与日军决死抵抗的国士,都成为了抗日英雄。现在的北京市,一共有三条以人名命名的道路,除张自忠路之外,还有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佟麟阁时任二十九军副军长,赵登禹时任一三二师师长,两位英雄连同3000余名官兵与北平城外壮烈殉国。

7月29日,北平沦陷,第二日,天津沦陷。而张自忠直到此时才终于明白,“和谈”的做法是多么幼稚且不合实际。占领平津之后,日军完全将张自忠一脚踢开,“和谈”条约成了一纸空谈,悔恨不迭的张自忠只好偷偷从天津坐船前往青岛,而后来到济南。蒋介石怒不可遏,直接电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扣押张自忠,押赴南京受审。

关于张自忠究竟是不是“汉奸”的问题一直有争论,但现在已经基本厘清。很多人说张自忠以死明志,自证清白,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其实张自忠这段“汉奸”经历并非在他一个人身上发生,包括他的上级宋哲元,甚至还有跟他没有太多交集的著名学者胡适都是如此。

起因就在于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当时的很多国人并没有看清日本的真实意图,也没有看清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真正精神所在,从而出现了像张自忠这样的求和派,以及像胡适这样的投降派。而我相信,如果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并非是在抢地盘立功业,而是引狼入室,导致半壁国土沦陷,定然也会冲冠而起誓与日军抗战到底。

每个人都曾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然而历史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是全面的,对于他们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对待自己这段黑历史的态度。胡适在抗战早期因为消极投降的思想被媒体冠以“软骨头”的骂名,蒋介石也曾气得大骂“娘希匹”,然而不可否认,胡适见识过全体国民勠力同心,誓死抗日的民族精神之后,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在抗战最危急的时刻,以一介书生之身远赴美国出任驻美大使,奔波于各国之间,为中国博取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和资金装备上的援助。

而张自忠更是引以为一生之耻,终于在湖北襄阳以身殉国。《建国大业》中邓超所饰演的张自忠说的那句台词“天津没守住我走了,北平没守住我走了,华北没守住我还是走了。今天我张自忠,不走了”,其实并非为情节需要所臆造,那一刻的张自忠是真正做好了殉国的觉悟,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玩弄权术以自肥的军阀官僚,也不是一个被日军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卖国者”,而是一位将生死置之度外,保卫中国不受外族欺侮的顶天立地的中国军人。

共有0个优质回答

用户名:

验证码:

相关问答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短短一月之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在占领平津后,对北平城内的两所中国顶级高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了多次扫荡和掠夺,但主要针对校园内的物资和设备,并没有毁坏校舍...

1937年7月7日,驻守宛平城外的日军以一名士兵走失为由,炮轰宛平城,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身在庐山的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意识到日军此举绝非简单的局部冲突,其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于是急令平津守军做同仇敌忾之准...